用国学搞国教比没信仰更糟糕

关键词：国学,国学大师,季羡林,儒教,信仰,国教,精神迷失

如果非弄一个什么国教，不管是儒教还是佛教，一定比没信仰还糟糕。因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标志是以思想自由为原则，宪法尚允许公民有信仰自由，你凭什么逼别人去信奉儒教？首先说说什么是国教：

国教，全称国家宗教。指的是由国家确立的具有高于其它宗教地位的宗教。国教往往负担着通过宗教宣扬国家思想的任务。

国家宗教是实行国教制度的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得到国家的支持和保护，并为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生活的秩序服务。在古代和中世纪，许多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国家都有强制性的官方宗教。在现代仍然有实行国教制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国教的地位一般不能由某个党派予以变更或否定，其教义、教规和礼拜仪式也不得随意更改。宗教在实行国教制的国家与实行政教合一或没有国教的国家均有所不同。

在政教合一国家中，宗教的地位至高无上，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同为一人，国教可以对国家的政治和政策有很大影响力，有的国家内的人民更强制成为国教之信徒。但在宗教改革运动之后以至近代，国家多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国教不能再支配国家的政策和人民的生活。在宗教自由的思潮和世界人权宣言的推动下，人们大多可根据自己的判决选择宗教。而在实行国教制的国家，国家政权具有独立性，不受国教的支配或约束，但是又需要依靠国教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同时，国教不具有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的权力，但是又通过满足国家政权的需要来获得优于国内其他宗教的生存、发展条件和特殊的地位。在没有国教的国家中，往往存在多种宗教，法律规定各种宗教的地位是平等的，宗教信仰自由。

全世界以宪法或其他法律规定基督教为国教的有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等国家。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有伊朗、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等等多数中东阿拉伯国家及亚洲的印尼。规定佛教为国教的有泰国、柬埔寨等国家。政教合一，强制人民信奉国教（伊斯兰教）的有伊朗。另外，虽强调宗教自由，但美国与西方许多国家，仍在某些制度设计（如1954年美国国会加入的“one nation, under God”的总统誓词）上，独厚特定宗教，在某程度上也可视为一种隐性的国教表征。

每到新年的前后，也正是某些人“弘扬传统文化”情绪最热烈的时候。有报道说，重庆在平安夜举行超10万人的狂欢活动。紧接着，又有消息称，西南大学华夏社的20多名同学身着汉服，在孔子像前表演了一场复兴传统文化的“酒礼”仪式，随后，还齐声朗诵了《关雎》、《鹿鸣》等《诗经》中的名篇。

他们选择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夕举办这样的活动，目的是继承和传承民族文化，与“洋节”进行PK。（《重庆晚报》12月24日）

所谓“PK”，大致是因为不服气而一比高下的意思。为什么单单选择这么个“洋词”不得而知，联想到去年圣诞节前，“十博士”穿着西服倡议抵制圣诞节、拒绝西方文化侵蚀的情景，不免觉得有点滑稽。不过，我相信有人这样做并不是无的放矢，从近年来的国学热，到《论语心得》、《品三国》的走红，再到传统节日的法定化，其中肯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恰如政协委员李汉秋所言，这是中国文化自尊、自觉的表现。

大概源于这样的认同感，近年来以信奉国学、提倡传统节日的名义抵制圣诞节便成了一种高尚的理由。谓之“高尚”，是人们往往把这样的行为拔高到爱国的层面解读，即使他们穿着西装满口“OK”、“PK”也能自诩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代表。有意思的是，人们一方面是对“洋节”不分优劣横加拒斥，一方面却对国外的科技产品、社会文化等刮目相看。与此同时，树立传统文化的偶像也越来越成了时尚，几乎与国学沾边的人都成了一面旗帜。章太炎、蔡元培、胡适、鲁迅、陈寅恪等人就不用说了，甚至连钱钟书、季羡林都被奉为了“国学大师”。

研究国学就是爱国，这是当代中国的特有逻辑。这个逻辑的支撑点是在传统文化逐渐处于边缘化的时候，人们寄予了这些人更多的期许。就像把“国学大师”的帽子扣在季羡林头上，无非是希望季羡林先生扛起传统文化的大旗，以证明中国文化有足够的力量与西方文化抗衡。我不知道一辈子研究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的季羡林是如何成为“国学大师”的，即便如其所言国学应该是“大国学”，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杰出的人物，有几个敢称泰斗？为什么不是司马迁、朱熹、柳亚子，偏偏是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的季羡林呢？

这样怀疑季羡林的国学水平也许会遭人拍板砖，因为时下老先生的人气正盛，虽然他请辞了“国宝”、“泰斗”等称号，在许多人心里仍然是神圣不可诋毁。好在本文的题旨不是讨论季羡林的国学成就，即使他要求奥运抬孔，说白话文是祸非福，说现代诗是失败，明里暗里透出对封建文化的向往，我也不至于像王朔那样骂之为“老贼”。骂人不值得尊敬，何况是对待一位96岁高龄的老人，但倚老卖老信口雌黄也同样不值得尊敬。而当这些不值得人尊敬的思维被提升为权威理论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尴尬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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