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曾经作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已黯然凋谢，少有人再攀折这朵带刺的鲜花。然而，从学术发展史上来检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以及围绕此问题展开的深入细致的讨论，毫无疑问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近年已有学者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并提出了许多新颖且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1]。本文试图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做一较为系统的考察和学术史的回顾，并对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四个阶段：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由来已久，从学术史上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1930-1940年代：问题的最早提出及理论定调

1930年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提出，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实际有直接的关系，也是他们试图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取得合法性的一种尝试。无论纯粹从学术史上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来看，这个理论的提出都是有意义的，也是成功的。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930年前后爆发的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史大论战。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问题，学术界发生了极大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完全是由外来的因素决定的，如果没有外国势力的渗透，中国就不可能走向近代，不可能走向现代化；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峰，到清中期以后已发展非常缓慢，可以说已经停滞不前，此即所谓中国社会发展“停滞论”；另有学者认为，中国早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至清代，中国已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部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赞成第一种观点。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提出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是邓拓。他在1930年代撰写的《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2]一文中，批评了那种早在西方列强入侵以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就已成熟的观点。他认为，在西方列强侵入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已经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苗芽”，“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内，已经存在和发展着否定它的母体的因素了。假设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这一封建社会，也可能有其自体内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蜕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可是外来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截断了这一历史的阶段，使中国经济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他还指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是有限的，只是某种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当时手工业的经营还没有达到工厂手工业的完成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没有真正成熟。

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述较为充分的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吕振羽。他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写作年代应在此之前）一书中首先提到了“布尔乔亚工场手工业”的概念，他说：“到明清之际，布尔乔亚的都市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中之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布尔乔亚势力的成长而开始其独立性的表现，便产生具有革命性质的黄宗羲、戴震、王夫子等人的布尔乔亚的政治哲学。”“然而中国的布尔乔亚虽然走入了阶级任务之履行的进程中，但是作为布尔乔亚革命之社会因素还未达成熟之际，便遭受外来的强力袭击——鸦片战争，把它绞杀有母胎之内。”[3]1940年，吕振羽在《中国历史研究提纲》中则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到明末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性的手工业工场的雏形”，至清朝则已“培养着资本主义的因素”[4]。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作了经典性的阐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5]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段话实际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对此问题的一个总结。从邓拓、吕振羽到毛泽东，一脉相承，理论渊源非常清楚。毛泽东的阐述奠定了今后讨论的基调[6]。甚至可以说，随着毛泽东地位的迅速提高，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及理论的教条和僵化，此后大批学者所进行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为了论证和注释这段我们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的话。

（二）1950年代中期-1960年代中期：对经典结论的证明

如上文所说，毛泽东的经典阐述显然并非毛本人的理论发明，而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较为一致的看法，只不过毛的口吻更明白地表达了出来。所不同的是，这个结论一经领袖之口说出，便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真理，在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政治环境中，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具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来论证它。1950年代中期开始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讨论的契机是关于《红楼梦》一书的时代背景问题。1954年10月10日，李希凡、蓝翎在《光明日报》率先发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他们认为，贾宝玉“是当时将要转换着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曲折地揭露了那个时代尚未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变革封建制度的历史要求”。随后，较有影响的文章是邓拓撰写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7]。他认为，《红楼梦》反映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衰落、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一部伟大作品，时代是18世纪上半期，“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其标志是，在封建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因此，《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这个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荒诞的问题，当时却吸引了大批学者的注意力。由讨论《红楼梦》社会历史背景而引发的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从此开始，许多学者如傅衣凌、侯外庐、吴晗、尚钺、翦伯赞、吴大琨、黎澍等相继撰文，促成了这朵“金花”的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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