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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从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中期，史学界围绕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发表的论文多达二百余篇，论文集两(4)种，专著若干，其中尚钺著《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影响较大。与三四十年代相比，这一时期问题的讨论深入了，具体体现在：1.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它出现于何时？原来学者大多主张明清说，此时出现了唐代说、宋代说和元代说；2.怎样评价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明末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有没有质的变化？对此，学者们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3.资本主义萌芽对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有无影响？明清时期是否出现了市民社会和市民运动？4.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几个经济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涉及到了丝织业、矿冶业、制瓷业、造纸业、榨油业、制糖业、农业等[8]。

总的来说，此一时期的讨论是深入的，学者们的态度是严肃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基本是学术层面的论争。但其中也夹杂一些非学术的因素，甚至上纲上线，如有的著名学者就指责尚钺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所写的“序言”“推翻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大大地提前和‘创造’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一面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一面又提出了作者自己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正面主张”，等等[9]。在后来所进行的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这些错误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置学者以死地。

(三)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大讨论的接续

文革结束后，学术界再次焕发生机，中断的学术研究又开始接续。在史学界重点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及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时期发表的相关论文亦有二百篇左右，专著和论文集有多种，参加讨论的学者广泛，包括史学界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学者。更为可喜的是，讨论基本都是在纯学术的轨道上进行，较少夹杂有非学术的因素，比如大家不再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红楼梦》生拉硬扯在一起，不再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搅和在一起；某些禁区开始突破，思想更为活跃，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问题、新观点和新方法；不再纠缠于概念的争论和局限于对经典的论证，而是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更多地开始进行实证研究，比如深入地探讨某一地区、某一行业部门内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视野大大拓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较多进行中西比较研究，主要是中国与西欧的比较，二是扩大了史料的运用范围，诸如档案、碑刻、契约及实地调查材料等都被广泛地运用到了实际研究中。

值得指出的是，1985年，由徐涤新、吴承明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这部从1960年代初期开始撰写的著作，集中反映了我国学者多年来关于此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有具体的实证。以此为标志，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开始明显降温，几至无人问津。

（四）1990年代以来：理论反思

进入1990年代以来，专门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论著已比较少见，取而代之的的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反思。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归结为“情结论”、“死结论”和“假问题论”等。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状况，将在下文中陆续涉及。

二、何为“资本主义”：质疑“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前提

吴承明先生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一章“导论”中，首先讨论了“什么资本主义萌芽”，但没有对“什么是资本主义”做出概念限定。我认为要真正对“资本主义萌芽”做出令人信服的概念论证，首先必须对“资本主义”一词做出概念论证，这是个前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如此之熟悉，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以至于很多学者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根本无需专门化精力来界定它，它是个不证自明的概念。实际情况是，我们之所以对这个信手拈来的概念熟视无睹，是因为我们仅仅把它作为了一个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一个概念，简直就成了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布罗代尔语）；或者形象地认为，像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实行的社会制度就是“资本主义”，于是这些国家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既然对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概念问题始终都没有搞清楚，那么我们多年来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前提上就很成为问题了。正是因为概念上的模糊，各有各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所以讨论中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观点就不足为奇了。比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从“战国说”、“西汉说”到“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前后竟然相差两千多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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