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故里知行录

一　

在唐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主要是在西部地区，所以，那时的各类史书中记载的“禹生石纽”、“禹出西羌”和“禹出西蜀汶川广柔”等，也是人们的共识，没有人怀疑。关于大禹出生于四川，最早见于战国时代的《竹书纪年》：“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已，修已背剖而生于石纽”。司马迁著述史记的时候，曾经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他详细的记载了大禹的各方面情况，司马迁敏锐的意识到了古代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东西部文明文化的对待与相互作用关系，他说：“或曰：东方物所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起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毫，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史记·六国年表》），魏晋皇甫谧在《帝王世家》中注解到：“孟子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传曰：禹出西羌，是也。”。石纽究竟在哪里呢？大思想家扬雄在未出川之前也在川西地区做过大量田野调查，他在《蜀王本纪》中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唐代顾胤在《括地志》中说：“石纽山在汶川县治西七十三里”。按照民国时期的汶川县志记载，石纽山就在现在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汶川县的飞沙关一带。由于与汶川县毗邻的北川县在唐代时期叫“石泉县”，宋代徐天佑注解《吴越春秋》中关于“禹生石纽”这句话的时候，将石纽注明“在茂州石泉县，其地有禹庙，郡人相传，禹以六月六日生。”。现在四川的北川县与汶川县，在汉代同为“汶山郡”，这两个地方都可能是当年大禹出生地和大禹积累治水经验的地方。　

同时，《史记·夏本纪》记载了“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姓姒氏。……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也，命曰会稽。会稽，会计也。”。即，司马迁认为当时舜的部落是在现在山西、河南交界的阳城、安邑一带，由于大禹给这里带来了重疏导的先进的治水经验和“与益予众人庶稻鲜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所以他受到了舜和这里人民的爱戴，舜去世以后，大禹接受了舜部落的人民的要求，取代了舜的儿子而在这一带建立了夏王朝。后来，当了夏王的大禹在巡视江南的时候，病故于现在浙江绍兴会稽山一带，禹墓也就在浙江会稽山。　

这就是说，历史记载的大禹是西蜀人，他接任舜部落而成立的夏王朝的都城，是在现今山西南部与河南中西部地区，他在任夏王期间，病故于浙江。由此可知，当时，大禹是以西蜀、山西河南、浙江的大三角地区为中心区域，而初建出了中国大一统文明文化格局。　

但是，随着元明清三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移及其东移，中国知识界中的“黄河文明中心论”思想大为抬头，怀疑中国历史上是否真有大禹其人，及其怀疑大禹是否是出于西部四川的言论，也就出现在中国知识界中了。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清初顾炎武说的“禹生于汶川之石纽村，颇为无据。”（《天下郡国利病书》卷65），以及现代学者田继周说的“禹之生地，不可能远在四川汶川、茂汶一带，应在禹父母生活的地区，即今郑州、嵩山、密县一带。”（《先秦民族史》）。由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注解的“禹”字义是“虫也”，王矩切，应该发音成为“骛”（wu），所以，清代段玉裁注解此字的时候说：“夏王以为名，学者昧其本义。”，这样一来，使许多学者在“大禹”究竟是什么上更是蒙上了雾霭。至于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疑古大家顾颉刚，则干脆认为历史上是否是有夏代，都是个问题。

由于以上所说的原因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影响，以及近几十年中国史学界又在历史上记载的夏都城的山西河南的阳城、安邑一带发现了“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所以，现今中国的历史文本都将夏文明定在了山西南部与河南中西部一带，则将历史上记载的大禹出生地的巴蜀地区及其大禹会诸侯且葬身的浙江地区划出了夏文明之外。这就是说，中国夏代时期，大禹是否真是西蜀之人，当时的蜀地是否是大禹建立夏王朝的基础之地，大禹是否曾经会诸侯于浙江会稽山，现在竟然成了学术界中的悬案，或者说是已经不被中国“正史”所载了。　二

四川本地人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大禹是确有其人其事，也从不怀疑大禹就是西蜀人，但是，大概是受到元明清三代的北方和东部学者怀疑大禹是否是出生在四川的“疑古”影响，四川的汶川县与北川县也各自引经据典开始争论大禹出生地的“禹里‘石纽”究竟应该在哪里。这样的争论持续了几百年，在20世纪的80年代达到了高峰，现在，大多数人认为大禹故里应该是在四川北川县禹里羌族乡的“禹里沟”。而历史上记载的“禹出汶川”的四川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的汶川县，则因为没有北川那样多的“禹里”文物遗迹，在这场争论中处于了下风。笔者长期以来，常常去属于大禹古故里的岷江、湔江、大渡河、雅砻江等高原山区流域一带旅行，对大禹其人其事，自是有自己的视角与看法。

历史上记载的大禹有三个重大功劳，一是他生平完成了“丰水东注，唯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诗·大雅·文王有声》），建立起了重在疏导的治水方法，并从治水经验中总结出了“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的六府三事九功的和平文化文明模式。这个文明文化模式，不仅是后来中国各朝代的立国宗旨，且是中国文明文化的中心特征；二是他在当时中国各地区推广了“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尚书·吕刑》）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使人民进入了安居乐业的农耕文明文化时代；三是“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尚书·吕刑》），由大禹建立起了各部落方国之间的联合国家政体与相应的国家　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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