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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资本论》相关史实考证

第一，毛泽东在1920年通过《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接触了《资本论》。

毛泽东最初了解《资本论》是在1920年，通过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该书作者马尔西（1877—1922）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曾任在美国出版的非常有影响的革命刊物《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的编辑。这部著作不仅像李汉俊在译者序里介绍的“将马格斯经济学说底骨子即商品、价值、价格、剩余价值，以及资本和劳动底关系用很通俗的方法说明了出来”，而且还充满了革命精神。该书是李汉俊根据日文版转译而来，社会主义研究社1919年9月出版。1920年9月初，毛泽东与易礼容等人在长沙组织发起了文化书社，易礼容任“经理”，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书社的重要文告与社务报告多出自毛泽东之手。在1920年11月10日《长沙大公报》上刊登的《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中，毛泽东把《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列为“书之重要者”第三本（前两本是《罗素政治理想》和《罗素社会改造原理》）。而在1921年4月《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中，毛泽东列出了书社成立七个月以来“内容比较重要些的”书刊在湖南的“销数”，《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售出200本，仅次于《杜威五大讲演》（220部），名列售书“排行榜”第二位。虽然没有直接的资料佐证，但是对于这样一本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畅销书”，酷爱读书且向读者荐书的毛泽东很有可能一睹为快。

第二，毛泽东在1932年4月得到并至少是“泛读”过《资本论》。

1932年4月，红军打下当时福建的第二大城市漳州，没收了一批军事、政治、科学方面的书，其中有一些马列著作。《毛泽东传（1893—1949）》记载：“毛泽东在漳州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著作。”根据当时陪同毛泽东去找书的漳州中心县委秘书长曾志的回忆：“我同他一同去龙溪中学翻书，在图书馆里他一边翻一边说，这个好，那个好，找了好多书，恐怕有好几担书，是用汽车运回中央苏区的。他很可能就是在这里找到《资本论》、《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论》等书和经济之类书的。”而据《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记载，“北京大学教授陈启修1930年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的中译本。”所以从出版时间来看，毛泽东于1932年在漳州得到《资本论》是完全有可能的。

由于当时要获得马列著作非常困难且种类并不是很多，因此毛泽东得到该书应该就会如饥似渴地阅读。据1933年秋天他先后把《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介绍给彭德怀的历史事实和吴亮平的回忆来看，毛泽东在得到了曾志所说的四本书之后，马上阅读了《两种策略》、《“左”派幼稚病》和《反杜林论》。虽然尚未找到此后一段时期内毛泽东阅读《资本论》和向别人推荐该书的资料，但是可以推论，当时毛泽东至少是“泛读”过《资本论》的。

第三，毛泽东的圈画和批注说明他多次读过《资本论》。

陈晋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一文中写道：“《资本论》很难读，但毛泽东读《资本论》留下的批画有四个时间，说明他起码在四个时间段里读过《资本论》，当然不一定是全读。”根据纪国伟、王淑芳在《毛泽东与〈资本论〉》一文的考证结果，这四次应该是指：第一次，阅读解放社1939年11月出版，由何锡麟翻译的《“资本论”提纲》（《马恩丛书》第9种），毛泽东在第71页、72页和74—78页多次用红铅笔作了圈画。第二次，阅读1938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印行的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毛泽东对第一卷第1至12章大部分内容（包括部分注释）用铅笔进行了圈画和标注。用铅笔、蓝铅笔对第三卷的第13至20章、第37至39章的一些段落进行了圈画，还纠正了原书中的错字，改正了原书中不妥当的标点符号，将漏字一个一个添加上去。第三次，1954年，毛泽东读过另一套《资本论》。书中每卷都盖有“毛泽东”印章，在第一卷上册版权页空白处用1938和1867列了一个竖式，用铅笔标注:“在71年之后中国才出版。”还用铅笔、红蓝铅笔在书中的第1、2、11至22等章节用曲线、单横线、单横线加曲线、双横线、中括号、问号等逐字逐句圈画和标注。第四次，从1968年一直到逝世。毛泽东阅读了由人民出版社于1968年出版的16开大字本的《资本论》（共29册）。对其中第一册中的序和第23—25页，第27页、第29页的有关内容进行了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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