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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党国英　来源：人民论坛　更新时间：2009年12月22日　编 辑：admin

党国英　1957年生，陕西子长县人，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社会兼职：国家建设部专家组成员；国家民政部村务公开专家组成员；国家商务部专家组成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农村发展问题。对应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政治发展有偏好。出版《农业经济管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译著）、《驻足边缘》（文集）、《中国农村改革》、《经济学理性》等。

站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回头看，改革开放之后30年，农村发展的确成绩显著，与中国这一时期的改革有密切关系，但后30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离不开前30年积累的一些因素。认识不到这一点，恐怕不能真正搞明白后3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农村基本制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没收地主土地，将土地分给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建立了一种分散的小农土地所有制。在1950年—1952年，全国大约有3亿农民分得了7.3亿亩土地。小农制度没有实行多久，到1953年底，中国政府开始在农村推动合作社运动，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立了大量农业合作社，形成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1958年，中国政府又开始在农村大规模建立“人民公社”。

国家在农村的另一项重要经济政策是对粮食贸易的控制，即国家实行了所谓“统购统销“政策。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这个制度规定了农产品的价格，并使价格显著地低于合理水平（影子价格）。这也是后来中国农业发展趋于停滞、农产品供应严重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政治上，建立适应巩固革命政权需要的乡村治理结构。随着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土地改革任务的迅速完成，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农会的政治使命也随之消亡。革命形势稳定以后，中央政府开始通过法制途径组织农村基层政权。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这部法律规定乡镇人民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建立户籍制度——城乡二元体制确立。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逐步建立了一种户籍制度，把全国人口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种类型，并限制农民在城市自由择业和居住；城市经济部门吸收农民劳动力，严格在国家计划下进行；农民就业大部分限制在农业部门，也有少部分在农村工业和服务业中就业，这些农村工业和服务业都是由农民自己兴办的。

对中国农村60年发展与改革的研究，很多学者习惯于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这种区别是有道理的，也是必要的，但这种区分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后30年的农村发展的确成绩显著，与中国这一时期的改革有密切关系，但后30年中国经济的成长离不开前30年积累的一些因素。认识不到这一点，恐怕不能真正搞明白后30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

经济成长奥秘：“人口红利”与“土地红利”

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的确是一个奇迹。发展的奇迹也表现在农业上，但如果细致分析，农业发展的奇迹实际上有前后两个阶段。

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获得了很快发展，其中有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甚至快于城市居民。但这个时期的土地投入、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是增长的，相应地农业产出也在增长。产出增长比要素增长快，就是“奇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业领域资本投入在增长，但劳动投入和土地投入实际在下降。1996年之后，耕地出现净减少；2000年以后，农村劳动力也在稳定减少，减少的速率大约在1.6%左右，但这个时期的农业GDP却在稳定增长，1996年之后农业GDP平均增长约8%。这种变化也是一个奇迹，而且比第一个奇迹更重要，因为这个增长是在两种要素投入减少的情况下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第二个奇迹？一可以归结为技术进步，二可以归结为分工水平的提高。而这两个因素可以进一步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的进步，农业技术服务的市场化提高了效率，促进了分工。

“人口红利”近年已经成为经济学家解释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关键词”。其实，这也是理解中国农业发展的一个“关键词”。

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来自中国农村巨大的人口。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曾经长期保持不变，只是近几年才开始上涨。这种情况导致了中国工商业资本能够以低成本扩张，并向世界大量输出廉价商品。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农民工的主体是男性轻壮年劳动力，而留在农村的妇女和老人更可以不计“工资”从事农业生产，并通过精耕细作来部分替代农业资本投入，节约了资本投入，产生了廉价的农产品。农业的低投入、农产品的低价格压缩了农业的GDP，实际上低估了农业的增长。所以，总体上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伴随高通货膨胀，得益于农业生产的低成本。“人口红利”实际上是农民的“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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