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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建革 来源:中国近代史 更新时间:2010年05月11日 编 辑:admin
内容摘要:近代华北的畜牧业处于高度的人口压力之下,野生草地资源和作物秸秆饲料愈加减少,役畜的生态空间被压缩。养牛都用基本上没有什么营养价值的麦秸作饲料。马的饲养和卫生条件要求较高,养马逐渐被养骡代替。在饲料缺乏的压力下,到20世纪30年代,无论是马还是骡子都变得越来越少,而驴和小牛变得越来越普遍,且有许多家庭没有役畜。在田间作业中,以前靠畜力完成的工作开始大量地被人力完成。役畜的减少并没有使小农经济全面崩溃,小农以更艰苦的生活适应了这种变化。

古代社会中的役畜与社会运行甚至社会形态密切相关。传统时代里生产靠役畜,市场流通靠役畜,战争也靠役畜。役畜不单是一个农业和畜牧业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对华北役畜的研究不但可以有助于正确地理解华北农业的状况,也可以理解近代华北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那场乡村衰退大论战中,有人认为当时乡村衰退的原因之一是役畜减少。当时的役畜的确有所下降,但这一下降是否影响传统农业的稳定性,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种稳定性涉及到小农与役畜的生态关系。役畜为农田提供粪肥,为人类提供耕作动力和肉食,而土地为双方提供食物,这一切又都依赖人的管理。人、土地和耕畜在生态关系中各占一个空间,生态学上又称为生态位,人多意味着人的生态空间大,畜多意味着畜的生态空间大,人与畜的生态空间可以相互补充,也可以相互排斥。役畜的生态位在物质空间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经过生态链的物流。饲料缺乏,物流减少,役畜的生态空间就会被挤占;二是活动空间本身,包括草场和畜舍环境,还包括交通地理的环境,特别是道路的好坏。另外,本文还要涉及到一个文化空间问题。理解了役畜的生态空间也基本上可以理解小农的生态空间。人、役畜与土地之间的生态关系不但与传统时代的农村、农业、农民密切相关,也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有很大关系。

一、饲养水平的下降

华北的几种役畜是马、骡、牛和驴,它们的饲养成本依次降低,大役畜占据较多的生态位,小役畜占据较少的生态位。从明清华北的历史趋势看,马的逐渐退出是很明显的。宋明时期,华北平原处于当时与草原游牧民交战的前沿,不但难以从草原得到役畜供给,还要为国家提供战马。华北的农民以马政为苦。但养马也使华北农民大量地使用马匹。但到明末,马不再是乡村动力的主要角色。曾德昭,一个明末的天主教传教士,曾这样评价中国的马,“他们有大量的马,但马缺乏力气,没有价值。从前他们使用很多马车,现已过时”[1]。没有力气的马是军马被农民使用后衰弱的结果,农田和交通都已不堪使用,也不堪于战场,马政因之失败。清代以降,华北不再养马,所用的马从草原购入。长途贩运时马群一般只吃路上的草,因此十分瘦弱。马贩子不但在各役畜市场卖马,也到各村贩卖,鲁西地区到处可以遇到这种马群。流转时马贩只给马匹很少一点饲料。马易感病,对气候和饲养环境有很高的敏感度。所以,马在华北处于持续衰退状态。[2]由于清末华北的人口压力和华北恶劣的饲养条件,再加上自然环境的不适,马的繁殖受到很大的阻碍。蒙古马与欧洲马相比,在运输和骑乘两方面都处于劣势,只在抵抗力方面占上风。但蒙古马进入内地后,衰退仍很明显。蒙古马在草原地区,气候干凉,感病程度较轻,到了华北,因气候湿热,多感病而衰弱。卫生条件的不好也使马感病。在大清河和子牙河流域,养马户至少是具有50—100亩耕地的农户,他们的饲料水平应该没有问题,但他们没有提供良好的卫生饲养环境。[3]从察哈尔刚引入的马一般7—8龄,已经习惯于放牧,但华北大部分地区没有草场。在北京—保定一带,只有青白口附近有少量放牧地,马的健康状况才稍好。但家庭饲养环境太差,一般农民没有正规的马厩,用土墙将院子一隅围住即可养马。所以,一般农家养不好马,京汉铁路沿线的马稍好,山区则更差,因为那里的人居住和粮食生产水平很差,尽管山区有很长的放马时间。[4]所以,尽管马有方便的来源市场,仍不如骡子受欢迎。骡子具备生物学上的杂种优势,抗逆性强,不易染病,对饲料的利用性高。棉田的灌溉特别需要像骡子这样强力、耐力和速度俱佳的役畜。在京汉铁路沿线及鲁西一带的棉区,骡子饲养很盛行,这些地区的农民即使从外地购买饲料,也饲养着一定数量的骡。[5]骡子的饲养水平很差。厩舍半露天,三面有墙,可以避雨,但不能避风。风雨时,只有价值较高的骡子才被牵入棚子里。[6]

牛是小农真正的役畜。马、骡往往用之于交通,一般小农与外界的联系很少,往往只有富农才能借着骡马运输扩大其生态与生活空间。牛是小农的耕田动力,中国的牛不求牛奶生产,只求役用,使用期从3—4岁到15—16岁,老废牛被杀掉卖肉。[7]因为乡村的贫困使小农也确实没有能力达到消费牛奶的水平。中国的牝牛养犊后的给乳时间只有2—3个月,以后牛乳就完全干枯。由于耕地和草场的限制,中国人只重视牛的抗逆性选择,不重视重量,更不重视产奶功能。瓦格勒(Wagner)所测的30头母牛平均体重为332.9公斤,而当时德国一般最轻的母牛也比这个数多60公斤。在长期劣质饲养的条件下,中国家牛具备了很强的耐粗饲料能力,抗逆性很强,一般不患病。人们往往将发育不好、两岁左右的公牛当作种牛,而将发育很好的公牛阉割,用以拉犁。[8]这种选择只能加速种质退化。牛之适用于华北还在于其所需要的饲养水平很低,麦秸、谷秆、高粱叶都可喂牛。在通县小街村,一头牛一般需要粗饲料2920斤,大约相当于15亩左右农田所产粟秸,外加1.2石玉米。[9]据瓦格勒观察,像甘薯蔓、麦麸、大麦和豆饼之类的好饲料,多用以喂猪,牛则没有份,只有耕地的牛才稍得到一些好饲料。除了饲料外,牛活动所占据的生态空间也非常差且狭小。平原村庄基本上无野草资源,平日里由牧童牵着吃路边的草。[10]即使如此,人们仍不放弃田边、道边、河边的青草,青草时节也是牛生活和活动的最佳时期。在山东,有“牛过谷雨吃饱草,人到芒种吃饱饭”的谚语。[11]农民也很注意役畜放养,山地地区由于草地资源丰富,放养时间较长。在平汉线沿线及其西部地区,马和骡在夏天有两个月的放养时间,牛的放养时间长达三个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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