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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建革　来源：中国近代史　更新时间：2010年05月11日　编 辑：admin

山地村庄可以在山地放牧。富农有牛较多，可以单独雇人放牧，一般的农户只能联合雇人放牧。由于农村的草场和荒地已经很少，放荒的时间实际上很有限。在村内，由于饲养设施简单粗放，牛的活动空间不但狭小，而且很差。许多人家只建简陋的牛栏，或干脆不建牛栏。简单的牛栏一般位于房前屋后，或其它与墙相连的地方，也就是一个简单的小棚子。北京—保定一带的农户一般只在院子内简单地砌墙，或用石头围成圈，不打底基。[13]瓦格勒认为华北的这种牛栏根本就不是真正意义的牛栏。在有房屋的牛栏中，牛栏的梁上或屋顶上堆放了饲草，以供冬季需用，空间也很狭窄。华北如此，在南方地区更差，人们基本上不知牛栏为何物，只系于房前屋后，任风吹雨打，没有保护。[14]这种粗放的管理大多是由贫穷所致。但许多人对牛的爱护程度却非现代人所能想像，其实除了感情外，他们也只有在劳动投入和精细管理方面努力。在河南的黄泛区，李准描述了精于农耕的农民——海老清的爱牛与养牛。他买了一头瘦牛犊。并没有给牛以好的房屋牛棚，因为人住得也很差，喂料很差，因为人吃的是野菜，但饲喂却是极为仔细：“从春天起，春风第一次吹醒了嫩草芽，老清就每天给它割新鲜青草吃。夏天，圪巴草、抓地龙、圪针芽都是它的好饲料。每天干活再累，老清要给它捎回来一筐。热天怕牛上火，自己吃饭做菜都舍不得放盐，却总要给牛洒一把。每年种半亩黑豆，家里发一次豆芽都不叫吃，牛却每天少不了两大碗豆料”。在牛成长之时，也不让牛轻易负重。最后，终于将一头瘦牛护理成能拉独犁的犍牛。[15]由此可见，在生态空间压缩之下的农业规模的维持需要小农投入高度的管理和劳动力。

至于驴的饲养，饲料需求量比大牲畜要少得多。在河北通县小街村，驴的饲料与马、骡一样，为玉米茎叶、谷子秸秆等，每日的粗饲料量为6斤，每年2190斤。精料每月高粱3斗，每年3石6斗。[16]在山东，马、骡的粗饲料为豆秸和谷秸，马骡的每日粗饲料量为15—20斤，而驴只有10—13斤。马骡的精饲料量1—5斤／日，驴子只有0.5—3斤／日。[17]即使如此，许多富户仍会利用人来挤兑役畜的生态空间。一些相对有钱的人，在养驴的成本提高后，往往也会养长工推磨。李准笔下的那个地主海骡子找了个瞎子和其女儿在家里当磨倌，“每天推二斗麦子还要拉一斗料”，地主的儿子认为一个瞎子进家不雅观，地主回答道：“什么雅观不雅观。喂头驴一天也得吃二斤料!要是再雇个磨倌，边吃带拿得多少?我瞌睡也比你们清楚”。按地主的意思，雇三个推磨的，其成本也没有养一头驴多。瞎子在地主家里推了六年，他女儿继续帮着推，每日在磨道里转圈跑一百里。在劳动力价格如此低下的年代，人的尊严、权利也丧失殆尽。瞎子死后，地主一开始竟然连一口薄棺材都不肯买，而这口棺材是事先说好了的。[18]

近代华北畜牧业的萎缩是多方面的，人口增多使草地被开垦，草原减少，役畜失去了牧场，同时土地日益细分化，规模减少，本来可以喂牛的精饲料被人吃了。[19]在粮食缺乏的状况下，人们往往首先减少役畜数量。在平谷县胡庄，牛、马、骡大役畜只有13头，驴为120头，平均1头役畜负担18亩耕地。[20]草地资源的过度利用，很早就出现了，在平汉线北京一保定段的山区地带，由于过牧的压力，山坡基本上只见裸露岩石，野草生长也不良。相反，平原地区因有作物秸秆作饲料，羊长得还要好一些。[21]在燃料的生态空间方面，役畜通过粗饲料与人相争，粗饲料和燃料往往是同一种东西。在北京—保定一带，农民用高粱秸和小麦秸作燃料，而不用饲料；小麦秸可以养牛，但在树木消失，野草净光的地方，麦秸也是主要的燃料。农民将粟秸饲养大牲畜，选高粱叶喂羊，包米的茎叶喂牛。精饲料有时和肥料是同一种东西，像棉籽粕、花生饼等，这里的农民宁用其作饲料，也不用其作肥料。[22]当然，役畜也可以为土地提供肥料。除此以外，抗战爆发后，民间的役畜数量又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下降，河北在战前平年户均耕畜0.56头，事变后平年只有0.41头。[23]在山东胶县张耀屯，1905年左右村里有马骡30头，大牛50头，到1935年，马骡一头也没有，大牛只有1—2头，取代大役畜的是农民从南方山地购得的小牛。[24]

二、地理空间与社会文化

小农活动的生态地理空间几乎与役畜是一致的，役畜是农村动力的基本来源。华北的运输以骡车和手推车为多，但乡间道路常是非常恶劣的，政府官员一般不愿意修路，却经常地征收养路费。路坏了之后，人们从另道上分出去，因而出现曲弯不平的现象。由于路面相当不平滑，车子要依车辙而行。华北各省的车轴不一样，黄土高原一带因土质较松，车辙较深，车辙也比以东各省宽20厘米。所以，东西方的车辆要在交界处换车轴。载重的大车载物l200—1500公斤，由3—6匹并驾的骡子或马拖着，日行50公里。旅行车稍小，日行75公里。这是长距离的交通，有人甚至可以靠役畜车横跨几省。至于县内或乡村中农产品运输，一般用牛车，日行30—35公里。由于当时的车子没有制动构造，走斜路时不免溜滑，这样役畜——骡子的经验就特别重要了，这种骡子必须有很好的负重和稳定能力。瓦格勒这样评价中国的骡子：“农民所养育的骡子在外观上虽常有许多应改善的地方，然无论是拖车或是驮物，通常都有巨大的服务功能，它们对于饲料的要求又极其有限。因此，中国农民对骡子所愿提出的要求，都能予以满足。骡子，并且是外观很可怜的骡子，行走于狭隘的和多石的山径中，负着重物，不论是沿着没有栏杆的悬崖小路前进，或从一个山溪的石头上跳到对岸，都非常安稳。这是值得特别提及的，驮物骡子和驴子在崎岖的山地不是用缰绳领导，几乎全是用呼喊领导的”。骡子在有载重的运输条件下，一天要走40—50公里的路，即使在道路不良的条件下，也能走几个星期之久，只5—6天休息一天即可。[25]平原的牛和骡子都可以拉车，牛不能支持连续数日，山地也不能用牛拉车，只用马、骡。民国时期，许多旅客不能坐车，就有单用役畜的驮运服务，一般用大驴。山东地区驮运多在黄河口和与苏北交界处。骡子的驮载能力可达到300斤左右，驴的驮载能力差一些，一般在100斤左右。[26]在平汉线望都—石家庄一段的地区，虽有铁道和大清河水运系统，役畜运输系统仍起着很大的作用。有牛、马、骡作动力的大车运输，也有用马、骡和驴的驮运，山区的货物主要靠驮运。驴是使用最多的驮畜。有的驮运用驮轿，驮轿是将一个大棚子置于架子上，棚子内有旅客或货物，将这种架子放在前两头驴身上。[27]在北京—保定一线的西部山区地带，驮运更多，涞源县甚至没有任何役畜动力车，货物全靠畜驮人担。最多使用的是骡子，也有马做动力的驮轿子，一个轿子用两匹马，由于驮轿子对役畜的使用程度特别高，所以，马的使役年龄一般3—12岁之间，挽车马的服役年龄却可以达到20岁左右。在齐堂、南城司、紫荆关、涞源一带，骡子较多，农忙时也作农田动力。[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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