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一般认为,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起源于中国的云南,以后经广西传至广东和福建,在1894年由香港传至世界各地[1]。云南的鼠疫始于乾隆后期,在此后的200多年里,一直流行不断,其中以乾嘉、咸同和光绪年间的流行最为剧烈。咸同、光绪年间由于回民战争的缘故,鼠疫流行区域大大扩展,构成了遍及全省的鼠疫大流行。广东的鼠疫同治年间起于雷州半岛[2],于光绪年间传至粤东和福建。此后,此疫频繁发生,直到1949年以后才被根治。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鼠疫成为影响上述三省最大的传染病。据1950年代的调查,从1856年到1949年,在云南84县流行93年次,造成74万人死亡。从1867年到1952年,在广东69个县流行83年次,造成48万人死亡。在福建,从1884年至1952年,波及56县,造成的死亡人口达71万[3]。实际上,这些数据是低估的,据我们的研究,咸同年间云南战争核心区死于鼠疫的人口就达150万[4]。大量的人口死亡导致原有社会秩序的失衡,社会各界不得不采用种种办法,来应付这一自然灾害。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的研究侧重于鼠疫发生时间、流行路线、流行区域、患亡人口和流行特点等方面,对于社会如何应对这场灾难则很少涉及[5]。Carol Benedict填补了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在关于19世纪中国腺鼠疫的出色论著里,她详细探讨了19世纪的中医、民众和官方对鼠疫的应对[6]。然而,由于研究资料的缺乏,她的研究仍然有待于深化。在中医对鼠疫的应对问题上,她认为19世纪末中医界对鼠疫的治疗分伤寒和温病两派,以温病学派为主。实际上,在鼠疫流行面前,各地中医医生都在从以往各种医书中寻找治疗良方,因而治疗方法多种多样。此外,医界和民众中还盛行其它简单易行的治疗方法。所以仅仅以伤寒与温病两派来论述中医治疗鼠疫是不够的。本文除了“复原”这一时期中医医生的各种治疗方法外,还将探讨他们在鼠疫流行中的活动和西医的治疗。另外,她从清醮、找净水、吃素和戒淫等方面探讨民众对鼠疫的反应,实际上,这些都是民众在应对瘟疫时通常采取的措施,并不是在应付鼠疫时特有的行为。此诚如蒋竹山所批评的:“大多沿袭宗教史家刘枝万及Paul Katz对瘟神的研究,并无独特之处。”[7]本文利用调查资料“复原”民众在鼠疫流行过程中的表现,并藉此从一个侧面揭示何以在现代防疫制度建立之前,传统社会里的鼠疫流行并未造成像中世纪欧洲那样大的人口死亡?Carol Benedict认为官方应付瘟疫通常采取的是施药、设置慈善机构、祈祷瘟神、参与社区仪式及赛会活动等措施;除天花外,清政府从未采取隔离措施来防疫。本文的研究侧重于清代地方政府是如何应对鼠疫的。进入民国时期,在雄心勃勃地建立公共卫生体系的背景下,官方一反以往的传统,采用现代防疫办法来防疫,这些措施如何实施及引起民众和中医界什么样的反应,也成了值得探讨的问题。本篇文章共11页,此页为首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