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医医生和1940年代以前的官方在鼠疫流行面前的无效应对,导致了19-20世纪云南、广东和福建三省大量人口感染鼠疫和患者的高死亡率;民众自发采取的隔离、消毒等防疫措施,也因此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防疫手段。1940年代以后,中医医生和民众的治疗和防疫办法并未因时间的演进而有大的改观,在这一背景下,官方开始抛弃中医界和民众长期形成的做法,实行现代防疫办法。
关键词:医界,民众,官府,应对机制,鼠疫疫区,鼠疫流行,王清任,伍连德,李子通,
一、引言 一般认为,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起源于中国的云南,以后经广西传至广东和福建,在1894年由香港传至世界各地[1]。云南的鼠疫始于乾隆后期,在此后的200多年里,一直流行不断,其中以乾嘉、咸同和光绪年间的流行最为剧烈。咸同、光绪年间由于回民战争的缘故,鼠疫流行区域大大扩展,构成了遍及全省的鼠疫大流行。广东的鼠疫同治年间起于雷州半岛[2],于光绪年间传至粤东和福建。此后,此疫频繁发生,直到1949年以后才被根治。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鼠疫成为影响上述三省最大的传染病。据1950年代的调查,从1856年到1949年,在云南84县流行93年次,造成74万人死亡。从1867年到1952年,在广东69个县流行83年次,造成48万人死亡。在福建,从1884年至1952年,波及56县,造成的死亡人口达71万[3]。实际上,这些数据是低估的,据我们的研究,咸同年间云南战争核心区死于鼠疫的人口就达150万[4]。大量的人口死亡导致原有社会秩序的失衡,社会各界不得不采用种种办法,来应付这一自然灾害。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的研究侧重于鼠疫发生时间、流行路线、流行区域、患亡人口和流行特点等方面,对于社会如何应对这场灾难则很少涉及[5]。Carol Benedict填补了这一方面研究的空白。在关于19世纪中国腺鼠疫的出色论著里,她详细探讨了19世纪的中医、民众和官方对鼠疫的应对[6]。然而,由于研究资料的缺乏,她的研究仍然有待于深化。在中医对鼠疫的应对问题上,她认为19世纪末中医界对鼠疫的治疗分伤寒和温病两派,以温病学派为主。实际上,在鼠疫流行面前,各地中医医生都在从以往各种医书中寻找治疗良方,因而治疗方法多种多样。此外,医界和民众中还盛行其它简单易行的治疗方法。所以仅仅以伤寒与温病两派来论述中医治疗鼠疫是不够的。本文除了“复原”这一时期中医医生的各种治疗方法外,还将探讨他们在鼠疫流行中的活动和西医的治疗。另外,她从清醮、找净水、吃素和戒淫等方面探讨民众对鼠疫的反应,实际上,这些都是民众在应对瘟疫时通常采取的措施,并不是在应付鼠疫时特有的行为。此诚如蒋竹山所批评的:“大多沿袭宗教史家刘枝万及Paul Katz对瘟神的研究,并无独特之处。”[7]本文利用调查资料“复原”民众在鼠疫流行过程中的表现,并藉此从一个侧面揭示何以在现代防疫制度建立之前,传统社会里的鼠疫流行并未造成像中世纪欧洲那样大的人口死亡?Carol Benedict认为官方应付瘟疫通常采取的是施药、设置慈善机构、祈祷瘟神、参与社区仪式及赛会活动等措施;除天花外,清政府从未采取隔离措施来防疫。本文的研究侧重于清代地方政府是如何应对鼠疫的。进入民国时期,在雄心勃勃地建立公共卫生体系的背景下,官方一反以往的传统,采用现代防疫办法来防疫,这些措施如何实施及引起民众和中医界什么样的反应,也成了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医界的应对 在广西龙州和广东西部的廉州、高州等地[8],鼠疫流行有较长的历史。同治年间,鼠疫在龙州、廉州和高州等地爆发,在这些地区很快就出现了诸如高廉验方、茂名验方、石城验方、高州生药验方、高州外治验方、雷州外治验方和琼州外治验方等治疗鼠疫验方,这些验方是“自同治五年至光绪初年,高、廉、雷、琼以及广西、安南等处医核验方”[9]。高州吴宣崇收集了这些验方,在光绪十七年编为《鼠疫治法》,石城罗芝园据吴宣崇著作,并把王清任医治北京霍乱时的解毒活血汤变化加减而成治鼠疫主方,编为中医学界熟知的《鼠疫汇编》[10]。 光绪以前的医学著作,并未有鼠疫及其治疗方法的明确记载,故而当光绪年间鼠疫传至粤东和福建时,“邑人未闻鼠疫作祟,医者也无疫理之识”[11],广州的医生也“鲜知其病所由来,但名曰核症,而无从考其核之所由来”[12]。所以医者在治疗上,“乃猜为感冒,谬作伤寒,凉药杂投,温补妄进;否则轻剂浅试,养症成深,无误人之心而有误人之识。曾见有用仙方、活命、羌独、芎夏,轻症变为危者;用麻黄、桂枝、后芪、乳香,稍重变为危者;用附桂、参术、吴萸、干畺顷刻立毙者”[13]。在这种情况下,治疗效果自然不会十分理想:“数年来,患时疫遭劫颇惨,轻者幸药而愈,稍重者十每难痊一二,人心皇皇,群医束手。”[14] 粤东和福建缺乏治疗鼠疫的良方,这就为高、廉等府治疗验方的传播提供了可能。光绪二十五年(1899),《鼠疫汇编》传至肇庆之后,“板经五刊矣”。光绪二十六年(1900),《温疫条辨摘要》在厦门出版,此书附录有《鼠疫原起》[15];光绪二十八年(1902),福建名医郑肖岩在福州出版《鼠疫约编》[16];宣统二年(1910),余伯陶所著《鼠疫抉微》在浙江付梓。上述治疗鼠疫专书,都是当地医生认为《鼠疫汇编》原书繁重,苦难卒读,“乃撮其症要,并施治诸法,分列层次,兼附医案,使人易晓”[17],以广流布。至宣统年间,按照余伯陶的说法:“吴川吴君始辑鼠疫治法,暨岭南罗君增订之《鼠疫汇编》,八闽郑君厘定之《鼠疫约编》,其良方善法,固已经验于闽粤间。”[18]在云南,笔者发现两本民国年间流行于该省的治疗鼠疫专书,观其内容,也是据上述著作删摘而成[19]。鼠疫在云南流行200多年,民国年间流行该省的治疗鼠疫专书竟然是从广东传来,反映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云南医生缺乏治疗鼠疫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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